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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悼这个词被强压到我身上,但是我选择将它拉得更近
上传时间:2020-06-25点击:518次

哀悼这个词被强压到我身上,但是我选择将它拉得更近

我第一个看过的尸体就是妈妈。其实事实不如说起来那幺戏剧化──我就在该看到尸体的地方,也知道我就要看到了──然而我还是很震惊。那是个小房间,她的棺材就放在中间,室内到处都是摆放得相当有技巧的鲜花。她闭着眼睛,身体周遭是白色绸缎,缎布还挤到她身上。我记得自己想着,她的皱纹都不见了,那不是她会化的妆,而且她的衬衫一路扣到脖子上,嘴角往下弯(我从没见过她这个模样)。她的身体没有我所熟悉的隆起与纹路。还有那个情调照明,一切的一切都像某种古怪的商店摆设。

那个词:哀悼。我在有所需要之前从来不需要这个词,一旦需要,光是这个词也无法应付。就像蜜莉,我猜多数西方世界的孩子都一样,第一个让我见识到死亡的是布莉,我家养的狗。当时我不在家,始终没见到牠的尸体,因此外婆柠檬树旁那个小土丘在我心中没有特殊意义。再来是法兰茜丝卡,那是我们住在美国时,某个讲话大声又常露齿微笑的朋友。回澳洲之后,有一天爸妈带我回房间,关上房门,「她的心脏停止了。」妈妈哭泣。我等他们离开之后才开始哭,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学来,知道在人前哭泣很丢脸。我在日记中写着,「有人死掉,感觉坐立难安。」我完全不知道这句话是什幺意思,也怀疑当初的我根本不理解。但是我确切记得自己装出悲伤的心情;也记得没那幺伤心所带来的愧疚感。当时我九岁,已经交了新朋友,法兰茜丝卡的身形已经变得模糊不清,毫无意义了。

我反覆阅读凯瑟琳.派得森[1]的《通往泰瑞比西亚之桥》,每次看到莱斯莉过世都泪流满面。我不清楚自己为何如此热中于这种情绪。长大之后,每次看到遥远的国度有人过世,我也会哭。四个祖父母里有三个老死,我在他们的葬礼上流泪,有时也会在房里或被单中哭泣;然而我是为他们哭,不是为自己。我哭是哀伤老迈,惋惜人生难逃一死,难过世事无常。

我和这些哀悼之间总是隔着一段距离,中间隔着种族、山、海、年纪、理解;透过表象传递。

然而二○○六年一月二十七日,我妈却因为不该发生的事情上了头版:「大门失灵压死人」,大写字体又粗又黑,死讯如此接近,没命的人有可能是我。

哀悼这个词被强压到我身上,但是我选择将它拉得更近。罗柏.奈麦叶[2]教授同意佛洛伊德的说法,他说,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中,人们认为哀悼是「『宣洩』的过程,藉此放手,让死者安息,『继续』过日子,并且渐渐『走出』丧失亲友所致的沮丧情绪,重拾『正常』举止。」所以,哀悼是人们必须忍受的过程,会停止。在论述丧亲的文学创作中,他指出,「现代对哀悼的概念逐渐扩张到异常详尽……有所谓『複杂』与『单纯』的哀悼,还有『解决』这种情绪的假设阶段。」这些阶段,或文学作品中所谓的阶段模式的概念──即古今中外,哀悼都依照一定的顺序发展──普及于一九七○年代,首见于伊丽莎白.库柏勒.罗斯[3]论述死亡与临终的作品。她说,病人被诊断罹患绝症时,会经历「否认及孤离」、「愤怒」、「讨价还价」、「沮丧」和「接受」。这种模式开始主宰西方文化对哀悼的看法,奈麦叶认为,理由是因为这些模式与走出丧恸有关,可以给人慰藉,或是提供「显然相当有权威性的地图,走出哀悼的浑沌」。

我可以理解人们希望俐落地整理哀悼情绪,毕竟大家都希望生活有条不紊。我们读小说读得如此痛快,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?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,开始有人强烈抵制这种对哀悼阶段的完美区分方法;「新浪潮」出现,主张哀悼就是毫无秩序可言。《澳洲人对死亡的看法:二十世纪澳洲改变哀悼的做法》作者派特.贾朗指出,心理学家已经「修正这种早期『阶段』模式理论」,认为「最后『接受』死亡的阶段往往遭到制式阐述,以为就是『结束』伤痛,或是远离死者」。另外一位推动这种「新浪潮」的哲学家汤玛斯.艾提格说:「哀悼几乎一定是错综複杂──之所以说是『几乎』,乃是因为死者若与我们不亲密,我们便不会格外伤心……之所以说是几乎『一定』,乃是因为一般而言,哀悼绝对牵涉到重新认识我们眼中的世界。」

「重新认识世界」对我而言,始于越南的胡志明机场。当时父亲在电话中说:「我有非常严重的坏消息要说,妳先準备好。」此后的事情都模糊不连贯。登机柜檯的女士不客气地说:「妳是怎幺回事啊?」儘管我拚命努力,却发现自己说「我刚听到母亲过世」时,没办法忍住不哭。机上坐在我隔壁的男子说,「妳是不是感冒了?」萤幕上的 CNN 广告不断重複「这架飞机降落时,世界将有所改变。」有个小男孩让他的母亲一刻不得闲,我赫然发现从今以后无法不注意其他母子。抵达墨尔本机场时,我扑到家人怀中;见到他们,这个噩耗瞬间变得再真实不过。报纸头版的照片里有我妈妈的车和骇人的白布。

得知母亲过世之后的第一个早晨,又得想起坏消息。我的身体出现明显变化,原来这件事情不只影响心理。每天早晨和兄弟坐在妈妈家阳台,分享我们的美梦、噩梦,一起哭泣、欢笑或静默不语。我确信,就是这些过程救了我。母亲生日时,我和兄弟们一起在沙滩写讯息给她。因为某种希望或直觉,我们把字写得超大。我时常觉得有另一个人借我的嘴说话。地毯沾上花粉汙渍时,我们不知道该求助于谁。在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一封我写给她的信,信里说我爱她,还用了大量的形容词;我如释重负地啜泣:「她都知道。」后来办了葬礼,不再有人送鲜花,邻居不再拿炖锅来,也不再有人登门拜访,事后的寂静竟是如此嘈杂。

日后,我在爱尔兰博物馆看到叶慈说的一句话,让我想起妈妈刚走的时候:「这一切都变了,彻彻底底地改变:可怖之美就此诞生。」

起初,丧恸的我看世界就像一面电视萤幕。我突然有此感受,彷彿置身事外;电视里的人似乎都看不到我。我因此有种古怪的心情,自觉不会犯错,自觉脆弱不堪。电视玻璃终于──粉碎?被冲破?裂开?其实没有这幺夸张,也没有这幺清楚的界线;一点都不井然有序。应该说是渐渐消失,我不知不觉就遁入萤幕的另一端。

我还观察到其他事情:有些事情可以做,有些做不得。没有人告知我有这些限制,一切都是出于直觉。我不能在超市嚎啕大哭。我不能说我妈死了,要说她过世或走了。然而我妈惨死,报上又简洁扼要地说「大门失灵压死人」,这种说法实在太过委婉,彷彿我们说话和写字用的是两套规则。

我开妈妈出事的车不该感到开心,然而我很喜欢开那部车时,觉得她就在我身边的感觉。我不该要验尸报告并且详加研究,也不能询问警方事发经过。警方出示当天试图救我妈的男子的证词,以及事故现场照片,他睁大眼睛屏息说:「我抽掉其他照片了。」当时我便了解两件事情:某个地方存放着母亲死亡的照片;此人很害怕我会要求看那些照片。我在身边的人的脸上看到这些「不可以」;这些人都非常慈悲、和蔼,闪烁的眼神却明白点出有些事情我就是做不得。

「重新认识世界」的过程对我而言,牵涉到书写自己的哀恸。妲米.柯里威尔[4]在她的《谢绝安慰:维吉妮亚.吴尔芙,第一次世界大战暨现代主义者的哀悼》书中说,这就是维吉妮亚.吴尔芙在多数作品中所做的事情。她写道:「她在文中无止境的哀悼促使我们拒绝慰藉,忍受丧恸,接受责任,扛起缅怀过去的艰难任务。」柯里威尔还认为,这种哀悼方法「坚决依恋已失去事物的精神」,并非某种「令人衰弱的忧郁症,而是有创意,又有建设性地回顾前尘往事。」柯里威尔说,吴尔芙知道她的「小说也许能登场,为失去表达哀悼管道的文化提供某种共通的哀悼行为……方法就是创造某种社会空间,以及表达哀悼的共通语言。」

身为哀悼的人,撰写关于丧恸的小说对我而言又有何意义?我「得以」牢记母亲,「忍受丧恸」?这件事情也许还能帮助我的创作?(这就是叶慈所提到的「可怖之美」?)我可以利用写小说时痛快哀悼,因为我难以找到可以痛哭的空间?也许吧。但是除了我自身的伤痛之外,还有其他因素。露意丝.德莎佛[5]说:

吴尔芙需要观众倾听她对自己人生的证词,见证、证实她赋予自身经历的意义,让她知道她并不孤单。吴尔芙相信,唯有观众的存在,我们才能超越自身的限制,才能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,一如马娅.安杰卢[6]所言,透过写作,「我」成了「我们」。

写《失物招领》时,我越来越清楚,诚如柯里威尔所说,这是「创造某种社会空间,以及表达哀悼的共通语言。」当然,这不同于柯里威尔提到吴尔芙时所指涉的态度──她是西方文化之于哀悼的革命先驱──意义没那幺深远,只是阐述我的个人经验,以及我可以和他人产生的连结。在社交场合,人们开始攀谈时通常会问,「妳的小说主题是什幺?」最后却说到他们自己的丧恸经验,有时甚至泪流满面。起初,我们只是两个「我」,后来便成了「我们」。我们似乎都想讨论伤痛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也许是不知道何时该提。写这本小说时,我发现丧恸是可以用言语描述;也许,我一开始只要说出来就行了。

C.S.路易斯[7]在自传《卿卿如晤》结尾提到妻子过世所带来的无止境伤痛:

我本以为可以描述出某种状态,描绘一张哀伤的地图。然而,哀伤原来不是某种状态,而是一个过程。需要的不是地图,而是历史,如果我不任性在某个时间点停止撰写那段历史,就没有理由不再写下去。每天都有新事物可资记载。

丧恸并不像叙事弧[8]一般简洁俐落。这种心情不会结束,无法「收尾」;并不是从头到尾把那些情绪经历一趟。哀悼不是这个,也不是那个,而是错综複杂的许多层面。批评二元法或阶段模式只是简化哀悼过程,这种说法并非新观点;关于这种论调的理论所在多有。然而哀悼的过程就我而言却是前所未见,而且我每天都有新发现。每天我都从自己身上,从我的写作,从别人身上,从周遭事物更认识丧恸。

驾驶母亲的车子在伯斯趴趴走,「重新认识(我)眼中的世界」,在我有生之年,我会前前后后、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穿越哀悼的不同过程。我渐渐明白,哀悼已经融入我所做的每件事情,我所说的每句话,我所写的每个文字中。无所不在。

布鲁克.戴维斯[9]

注释

[1]Katherine Paterson,美国儿童、青少年文学作家,Bridge to Terabithia一书描述少年纯真的友谊、想像力,以及面对死亡的态度。已改编为电影《寻找梦奇地》。

[2]Robert Neimeyer,美国教授、哀伤辅导大师,着有《走在死亡的幽谷:悲伤因应指引手册》。

[3]Elizabeth Kübler-Ross,美国生死学大师,着有《论死亡与临终》。

[4]Tammy Clewell,美国文学教授。

[5]Louise DeSalvo,美国作家,着有《偷情》、《晕眩,以写作疗伤》。

[6]Maya Angelou,美国作家、诗人。

[7]C. S. Lewis(一八九八~一九六三),英国作家,以《纳尼亚传奇》闻名于世。妻子是美国作家Helen Joy Davidman。

[8]narrative arc,小说或故事的铺陈顺序,图示看起来就像金字塔图形。包含「阐释说明」(exposition)、「情节加温」(rising action)、「达到高潮」(climax)、「情节转弱」(falling action)、「收尾」(resolution)。

[9]此篇文章节录自TEXT: Journal of Writing and Writing Courses,为作者二○一二年所发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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